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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富矿中，中国8亿多人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成为国际社会首要关注点之一。国际上在此领域有着普遍共识，但来自中国减贫经验分享的长期微观实践也表明，要想提高中国对外分享减贫经验的有效性，提高我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知识贡献力，如下三个方面仍然亟待关注：
第一，关注中国减贫与发展经验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叙事。当前，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减贫的卓越成效是有共识的，但对如何解读中国减贫经验却有分歧。早年国际社会比较强调市场机制的发育和有效运转，近年来越来越重视政党和政府的减贫意愿、统筹规划能力；有的研究则注重利贫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力，尤其是将宏观规划转化为微观实践并产生实质性结果的能力等；还有一些研究尤其关注中国减贫经验中对于国际发展知识与中国现实相结合从而进行本土化创新的集体学习能力等；再有就是特别关注某一特定技术要素，比如数字技术在精准扶贫中的贡献等。
总而言之，在对待中国减贫经验这个问题上，国家治理模式、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市场效率、社会共识、文化传统以及国际合作等不同要素均成为中国减贫经验的具体表达，但这些要素之间关系如何？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减贫进程的？在不同阶段是否存在不同要素组合的模式和机制等？这些均需动态而系统的研究与开放的对话，需要因地、因时制宜地增强中国减贫经验表述的多元性、丰富性和创造性，并在多元叙事中提炼其一致性，从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增强中国减贫经验对于国际社会的黏性。
第二，注重从他者视角审视中国减贫与发展的经验。当前，从中国视角出发总结中国减贫经验的成果已积累众多，体现了中国学者在减贫知识生产上的主动担当，但同时，也容易因此忽略从他者视角对于减贫经验的拣选。比如笔者在中非农业发展和减贫合作的微观实践中获知，我们国内注重水稻高产的科技转移模式在落地非洲“小农大田”时却面临挑战，坦桑尼亚当地的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和饮食习惯决定了水稻的香气是影响当地农民是否采用该项技术的关键因素；再比如，我们在分享中国发展和减贫经验时往往假设当地也具有同样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党体制和行政能力，但在实践中往往遭遇挫折。
由此可见，在分享中国减贫经验的过程中，如果简单将受援国看作另一个或从前的自己，而忽视他者视角，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即时反馈，往往容易陷入低效甚至无效交流与合作的泥潭。这就要求我们在国际减贫交流合作中多做需求分析，加强对于全球不同区域国别发展和减贫现状的研究；同时打开大门，邀请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政界、学界、实践者和民众等以更丰富的视角参与到中国减贫和发展经验的多元叙事中，并使中国减贫故事的讲述本身成为国际社会多方共识构建的过程。
第三，注重共享发展与减贫知识体系的建构与实践机制。中国在减贫经验分享和发展合作中一直秉承不干预他国内政、不附加政治条件并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与原则。这些原则为全球共享减贫和发展知识体系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即超越悬置性发展知识，通过在地的合作互动，通过双方合写剧本，不设严格的项目逻辑框架，而是在双方大的合作框架下根据双方当时当地的情境，拓宽即时表达和联合行动的空间，从而塑造出共享减贫知识要素，该要素既混合了中国减贫经验，也吸纳了合作国当地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要素，同时也传承吸收了国际社会原来积累的进步因素，是新时期的一种新型减贫知识体系。
比如笔者课题组在坦桑尼亚十多年的减贫合作实践中发现，其中多项成果都是多方合作互动的结果，可见的包括村公所的设计、项目合同文书的格式和内容，不可见的还包括在合作双方中流动的有关发展和减贫的意识和观念以及具象化的管理机制等。由此可见，中国减贫经验的传递不是强势文化的单向输入，而是中国与合作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重主体相互磨合适应的过程，中国经验在被分享的同时也不断被重塑。这样的经验分享有助于推动受援国认知自我的“主体性”位置，打破“自我”与“他者”之间紧张对立的二元分割关系，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发展文明新形态。（作者分别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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