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视角。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吴晓波频道(ID:wuxiaobopd),作者:巴九灵,创业邦经授权发布。
【资料图】
1962年—1971年,中国每年出生的人口都在2500万上下,到2022年,他们正以平均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退休。这意味着,我国将迎来“史上最大退休潮”。近期,我们将不时推出“退休潮”系列文章,该系列将围绕这群“新老人”退休生活变化、中国老龄化、退休福利保障等核心问题,讲述不一样的退休话题。
表面看距离老龄化最远的就是教育部,可解决人口红利背后,最深层次的根源和出口却在“教育”二字。
以邻为镜,可以“正衣冠”。
这些年,越南和印度看着我们,看是否会像中国一样取得经济奇迹,而我们则不时把目光看向隔壁的邻居——日本。
于是,有关两者对比的文章也时不时出现。比如,携程董事长梁建章近日在新书中提到,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和日本相比,差不多有35年的延迟。以此类推,中国的老龄化开始影响创新活力,大约就会发生在2020-2030年之间。
然而,日前小巴看到另一篇公号文章,却认为中国的老龄化不能简单类比日本,尤其是在创新活力方面,这个观点挺有意思的,今日便聚拢大家一起,展开聊一聊。
这个视角起源于公众号“投笔观世界”一篇题为《中国的老龄化,和日本有个巨大不同》。
该文写到,中日老龄化巨大的不同在于:
日本80、90年代开始的老龄化,是最优秀的那代劳动者退出市场,无论是知识水平还是敬业精神,竞争力都是世界顶级的,是设计飞机航母和美国人打仗的那代人。
接替他们的却是“宽松世代”(泛指1987年之后出生的孩子,因日本奉行宽松的教育方法,而引来外界对这部分人群学习能力低下、不能吃苦的质疑)。
相比之下,今天中国的老龄化,退出市场的50后、60后,他们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取而代之的是,进入职场的大学生数量逐年上升。
它提供了几个数据,指出2000年仅0.13亿大学生进入职场,2017年升至1亿,2040年将升至2.7亿,该文预估,中国劳动人口中大学生数的峰值约在2050年前后出现,总数达3亿。
“3亿是什么概念?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国家,人口规模可以在世界上排第4,接近美国的总人口(3.3亿),更是日本总人口(1.2亿)的2.5倍。”
以此推理,文章认为,2010年后中国出现了那么多好产品、好公司(如高铁、5G、微信、抖音等),本质上与2010年开始中国劳动者中的大学生数突破5000万人有关。
最后的结论是:劳动人口中的大学生数量的庞大,高素质劳动者对低素质劳动者的迭代,才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本质,而且这个过程远未完成。
这个帖子中,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
▶▷ 第一,中日之间老龄化的巨大差别,是否如上所言,是这“一出一进的此消彼长”?
▶▷ 第二,劳动人口中大学生数量的逐年递增,中国是否会迎来第二次人口红利?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中日之间老龄化的差别,是否是“一出一进的此消彼长”?
首先,对于中日之间老龄化的巨大差别,帖子的分析看似很有道理,但小巴在与几位专家的交流中发现,他们均指出了这个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日本是“先富后老”,中国则是“未富先老”。
从数据上来看,日本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人均GDP比中国高得多。日本在2005年至2009年这几年期间进入人口负增长,彼时日本人均GDP约3.7万美元,而中国在2022年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人均GDP约为1.2万美元。也就是说,中日两国在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日本的约三分之一。
根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9月15日,日本的65岁以上人口共有3637万,约占总人口的29.1%。
日本目前老龄化群体的主体是生于战后的一群人,广义上则包括1945年至1954年出生的人,也被称为“团块世代”。
《日本华侨报》总主笔蒋丰如此分析两国老年人群的对比:
“团块世代”整个职业生涯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区间重合,他们退休时,结清房贷的同时还能领取较为丰厚的退休金。这些动产或不动产,不仅为“团块世代”的养老提供补充保障,也推动了“银发经济”发展,成为有消费能力的主流群体。
而当前中国60岁以上老人分布情况呈现出村大于镇、镇大于市的现象。也就是说,老龄人口比重与养老服务供给出现了倒挂。同时由于养老金双轨制等历史问题的存在,养老金的覆盖出现不平衡现象。
另一个更扎心的数据是,中国人均GDP接近发达经济体下限,但13.5%的老龄化程度已经超过中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10.8%),因为中国面临着经济增长和养老负担的双重压力。
独立人口学者何亚福还表示:上述帖子的观点没有意识到低生育率对中国经济的长期负面影响。
“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低生育率和人口负增长在短期对经济的影响比较小,但有长期的负面影响。随着中国出生人口的不断下降,20年之后,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将越来越少。如果不能有效提升生育率,未来出生人口不断下降,那么中国经济在二三十年之后很可能会停滞不前。”他说道。
第二个问题,中国劳动人口中大学生数量的逐年递增,是否会迎来第二次人口红利?
对此,恐怕没有如此乐观和简单。
我们聊人口时存在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说到“人数”时,总觉得人太多了,对环境的冲击也很大,但一说到“劳动力”或“人才”时,又总觉得太少了。
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佳分析,1960年,中国6亿多的人口数量,占全球人口的22%,预计到2050年,中国人口约为13.2亿,占全球人口的比重将为13.6%,但13亿的绝对值依然是美国的4倍,其中劳动人口达8亿,这样的数据肯定不能说“劳动力不足”。
那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原因很简单,直接点说,我们不能直接将大学生的数量和比例,等同于经济发展的水平。
还是回到了老生常谈的问题:就业市场的结构性错位,一方面是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企业也抱怨“招不到人”。
何亚福补充道,尽管这代年轻人的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上一辈人。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文凭如果不适应就业市场需要,就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二、在吃苦耐劳和心理素质方面,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及上一辈人。
即,受教育水平≠人口素质。
李佳也如此告诉小巴,我们正处于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减弱的时期,正在寻找第二条曲线,但第二条曲线一定不是简单地以学历指标来衡量。
“现在要寄希望于提高人口素质,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人口红利,但千万别把学历当作人口素质,不能把学历作为唯一的衡量指标。”他说道。
那么,我们该去哪里寻找人口红利的第二条曲线?
至少存在这两个出口:“教育红利”和“老龄红利”。
先说第一个,向教育要红利。
前不久,我们写文《第一波少子化冲击:5600座幼儿园消失了》指出,随着全国多地幼儿园招生遇冷,首轮幼儿园关停潮已经到来。
而李佳则告诉小巴,这样的问题此后会蔓延至更多年龄段的学校。
他认为,这是少子化带来的必然问题,当前出生人口仅为此前的1/3,这意味着未来将出现1/3的大学,1/3的中学,1/3的小学招不到学生的情况。也正因为如此,推动人口素质成为了一件重要且紧急的事情。
也就是说,教育领域需要赶紧为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做准备和适应动作了。在国家各部委中,表面看距离老龄化最远的就是教育部,可解决人口红利背后,最深层次的根源和出口却在“教育”二字。
李佳指出,并非仅从今天年轻人身上去找人口红利,而是从今天开始出生的孩子身上去要人口红利。因为今天出生的孩子,到2050年,正是20多岁步入社会发挥作用时。
眼下,教育改革也多次被提及,尤其是最近ChatGPT大火,更是引发了“面对AI冲击,教育需要新变革”的讨论。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出发去看待教育问题,都充满了紧迫性和必要性。
再来说说“老龄红利”。
说到老龄化,我们总习惯说“老龄化问题”这几个字,但其实这里有一个误区,严格说老龄化不是问题,而是趋势。因为人类寿命延长是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死亡率下降是任何国家都在不断努力争取的目标。
面对老龄人口的增加,日本的前车之鉴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从2004年开始,日本老龄者再就业呈现出18年的连续增长。截至2021年,日本已经有909万人老龄者再就业,达到日本老龄人口的25.1%。
这些老龄就业者的行业前排顺序为:第一是批发业和商店,约130万人就业;第二是农业、林业相关行业,约104万人就业;第三是服务行业,约103万人就业;第四是医疗和福祉行业,约101万人就业。
在日本生活多年的蒋丰表示,日本社会应对老龄化社会,已经形成了“老有所为”“老有所用”,把老人当作社会财富的氛围。老年人经验、人脉等方面占据优势,年轻人则在体力、接受新事物尤其是信息科技的能力方面占据优势,在进行分工时,可以充分考虑两个群体的互补性,避免重叠或可被取代的工作内容。
“日本政府在养老、介护、公共设施等方面引入的助老、助残建设规划标准,对于中国建立宜居社会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他说道。
人口问题专家、全球最大的调研公司之一益普索公共事务CEO 达雷尔·布里克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口下降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但它是一件大事。”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老龄化趋势和少子化趋势,在全球来说并非特例,但中国需要找到符合国情的解决办法,提前制定并逐步开展一整套适合人口发展趋势的新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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